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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纸边有点歪,油墨也没刷匀,可这是他印的第一份刊物,上面有他写的《农民与土地》,有他对革命的期盼,有他想对老百姓说的话。
接下来的几天,陈幽每天上完课就往小作坊跑,一待就是半夜。
白天在北大听先生讲课,晚上在作坊里熬夜印刷,眼睛熬得通红,手指被印刷机磨出了茧子,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累。
每印好一张,他都小心翼翼地叠好,放在旁边的纸箱子里,看着箱子里的刊物越来越多,他心里就越来越踏实——这些不是纸,是革命的火种,是唤醒民众的声音。
有一次,陈幽正印得入迷,突然听见外面传来老周的咳嗽声——这是望风的信号,有人来了!他赶紧关掉灯,把刚印好的刊物塞进床底下,拿起旁边的修鞋工具,假装在修鞋。
门帘被掀开,两个巡逻的军警探进头来,手里拿着手电筒,照得作坊里亮堂堂的:“干什么的?深更半夜不睡觉,在这儿瞎忙活?”
“官爷,俺是修鞋的,白天活多,夜里赶赶工。”
老周赶紧迎上去,递上烟,“您看,都是些破鞋,没别的东西。”
军警的手电筒扫过作坊,照到陈幽手里的修鞋刀,又照了照墙角的白纸:“这纸是干啥的?”
陈幽心里一紧,脸上却装作镇定:“官爷,俺们修鞋要包鞋,这些纸是包鞋用的。”
军警皱着眉,踢了踢地上的箱子,没发现异常,骂骂咧咧地走了。门帘刚放下,陈幽就瘫坐在地上,后背全是汗——刚才要是慢一步,要是军警翻开床底下的刊物,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吓坏了吧?”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这就是干革命的风险,时刻都得提心吊胆。”
陈幽点点头,擦了擦汗,重新站起来,打开灯:“没事,接着印,不能停。”他知道,越是危险,越要坚持——这些刊物,能让更多人明白革命的道理,能让更多人加入进来,就算再危险,也值。
接下来的日子,陈幽更谨慎了。
他把印刷机挪到最里面,用布帘隔开;把印好的刊物藏在修鞋的工具箱里,上面盖着破鞋;每次印刷前,都让老周先在胡同口望风,确认安全了再开工。
苏木偶尔会来帮忙,两人趁着夜色,把印好的刊物分类——有的要送到北大校园,有的要送到街头巷尾,有的要送到工厂和农村。